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人人大跃进”。在人民礼堂召集的一次全市商业系统书记会议上，李耕涛市长在讲话中谈到，要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注意有劳有逸。苏联放卫星，咱们放改善群众生活的卫星。老头老太太们要打麻将，那就多生产一点，叫大家尽情地玩儿，工人下班也可以打会儿麻将，工会里都买它几副。他的这次讲话，在市内很有影响，当然也引出不少的议论，李耕涛却满不在乎。1960年，河北梆子剧院翻盖所属的新华戏院，李耕涛对施工方案作了指示。他说，戏院是人民群众娱乐、休息的场所，累了一天后到这里来消遣，我们要搞得舒适一点儿。他建议把新华戏院改造成全市独有的风格，座席间距稍大一些，便于体胖的观众出入；走道上铺上地毯，观众座席前留出摆放小吃的设备，冬天放上一杯茶，夏天放上一瓶汽水。如果达到这样的条件，票价适当提高，群众是能够接受的，剧场不赔本就可以了。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正是李耕涛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疼痛，却关心小百花剧团的青年人。他听说有许多师生得了浮肿，亲自出面和粮食局协商，拨给“小百花”2000斤粮票。当时有人背后议论这是市长对“小百花”实行特殊化。李耕涛听了很激动，他动情地说:“戏曲演员是特殊职业，培养一名大学生容易，培养一个演员难啊!对特殊人才给点特殊照顾，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一人少吃一粒米，就把这些孩子们保护下来了!要叫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上台翻跟头不是要出人命吗!”李耕涛要求剧院领导:“主要演员体力消耗大，对他们要适当照顾，每天给他们两个鸡蛋一杯奶，有演出时再发一块巧克力。要保证重点，不能搞平均主义。”那时候，编导人员为了写剧本或讨论剧本，有时在一起开夜车，李耕涛总要提醒行政干部为他们做碗热面汤送去。

李耕涛经常教导梆子剧院的领导干部:“干部之间、干群之间、艺人之间发生一点小矛盾，这是难免的，不是原则问题，不要小题大做。本来矛盾不深，你偏要分它个谁是谁非，问题没解决，矛盾反倒更深了。有了矛盾别当回事，坐到一块儿，二两酒一壶茶，矛盾自然就解决了。”李耕涛做人的思想工作有自己的角度和思路，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他身为市长去抓剧团的具体工作，常有人在背后议论。李耕涛不去解释。他说：“做什么事没有人议论?‘小百花’的方向是否对头，任人去说，将来让历史去检验。”

1961年12月，市委通知身患肝炎、糖尿病的李耕涛和患高血压症的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一起去广州疗养。正巧在全国戏剧院团巡回演出规划会议上，广东等南方几省的演出公司邀请天津小百花剧团前去演出。文化局长黎砂建议，这么远的路，又是对河北梆子生疏的地区，若去就趁两位市委书记在南方时去，当地可以有个关照。剧团给身在广东的李耕涛市长挂了电话，李耕涛听完情况汇报，明确答复，“小百花”是市里的重点剧团，这事要向市委汇报，按市委指示办。结果，市委很快批准了“小百花”南下演出的计划，并责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领队，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贾杜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经过短期准备，剧团于1962年1月10日动身，前往广州。当天上午9时，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桦冒着飞雪来到剧团，代表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为“小百花”送行，他转达了万书记的几点指示:河北梆子南下演出。这是多年来未有的，在南方一定要打响，为天津争光；既然出去了，路程可以远一些，除两湖、两广外，云南、贵州、四川也可以去，半年时间不够可以延长，不要考虑经济问题，做到自给自足就可以了。白桦说，这次南下有3项任务，一是游历名山大川，开阔年轻人的眼界。二是向南方剧种、剧团学习，把人家的好东西学回来。三是把河北梆子传播到南方，扩大“小百花”在全国的影响。小百花剧团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14个城市先后演出半年，总收入18万多元，除去各项开销，返津后结余2万元。
“花开时节化鸟来”
 
“小百花”南下归来后，有人向文化部和天津市委状告天津市市长在度荒期间带领小百花剧团南下游山玩水，浪费国家经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为此，天津市委派出调查组，对“小百花”在南方演出的过程进行调查，同时通知李耕涛市长不再兼管小百花剧团的工作，暂时离职养病，接受审查。
 
李耕涛服从组织决定，但想到7年来他受组织的委托，亲手培养了“小百花”这支戏曲新军，造成河北梆子在天津的中兴局面，可是他所作出的努力却不为别人理解，总是遭到明枪暗箭的伤害，他怅然了。同年8月的一天下午，面容憔悴的李耕涛来到小百花剧团的3楼中厅，向全团干部群众作最后一次讲话。他希望大家克服缺点，继续努力，在今后的舞台实践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说，“小百花”几年来所走过的路究竟是对是错，留待后人评说。只要方向对头，就不怕别人说短道长，不对的就改，对的要坚持。他心情沉重，讲话时断时续，全场鸦雀无声，只有此起彼伏的抽泣声。这是李耕涛生前同“小百花”全体人员的最后一次讲话，除“文革”期间他被军管会人员持枪押到梆子剧院接受批斗外，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踏进他精心创建的梆子剧院大院。自那以后，李耕涛病情日益严重，一直在家休养。虽然病中的他非常惦记“小百花”的事业，但他是党性原则很强的共产党员，从打他公开告别“小百花”之后，再没过问过任何有关“小百花”的事。他怕干扰组织上对他的审查。剧团有人去看他，他叮嘱大家不要为他花费时间，他说:“只要大家把戏搞上去，把‘小百花’搞出名堂来，我就是死了，在九泉之下也要感谢大家。”那天去看望他的人，在他的病榻上发现他在一张纸上用毛笔写下的四句诗:“辛勤培育整七载，满园桃李花欲开。无可奈何辞去了，花开时节化鸟来。”看着纸上的诗文，忆及眼前这位老革命为党的戏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人们那眼泪情不自禁地滚落下来……

曾经显赫一时的“小百花”，随着李耕涛市长的消沉，骤然呈现日薄西山之势。从南方归来不久，演出阵地便转移到广大农村，1964年成为天津市文艺界“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全团干部群众“上楼、洗澡”，后又拉到部队接受军训，1965年全团到郊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1966年文革风暴一开始，便首当其冲，成为砸烂单位，副院长韩俊卿等5人被迫害至死，近50位干部群众被揪斗，几十人被转工、支农。躺在病榻上的李耕涛以乞求的口吻对找他调查情况的来访者说:“‘小百花’的方针大计，都是经我提出或经我批准后制定的，责任在我，千万不要难为梆子剧院的人”。其时，李耕涛市长已经成为阻碍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四块石头之一，经受着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折磨，却仍在呵护曾经与他同甘共苦的创业者们。

本来已经百病缠身的李耕涛，在文革中又一次次被打、被批斗甚至坐监，从精神到肉体遭受了残酷的折磨，身体更加一日不如一日，1971年在干校突发脑栓塞未能及时治疗，1974年8月6日含冤逝世，终年只有62岁。他临终前得悉毛主席仍在关心着他，从内心感到很幸福。他对家属说，得到毛主席的关心，死也无憾了。
李耕涛对天津小百花剧团的贡献确是有目共睹，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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