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筹划创建小百花剧团的时候，李耕涛就提议编写一台新戏，建团时演出。题材尚未确定，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列举了几位少年有为的历史人物，借以提倡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毛主席的讲话启发了耕涛同志的灵感，他从《晋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选出晋朝13岁少女荀灌缒城搬兵平息叛乱的故事，遂即商定以此为内容编一出历史剧。编写任务先是交给名票出身的戏剧家王庾生去完成。荀灌娘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曾有人表现过，最初有清人杨潮观的《荀灌娘围城救父》。后有荀慧生京剧本《荀灌娘》。王庾生接受任务后，较多地沿着前人的思路，在智勇孝烈方面作文章，重点表现的是荀灌贤淑、孝顺、沉着、勇敢的精神侧面。李耕涛看了初稿，认为没有脱离孝子贤妇救父脱险的窠臼。随后，他抽调梆子剧院内外的编剧力量组成创作组，集体结构，责成贾杜、王韧和崔玉琮执笔，李耕涛直接指挥。在他主持下，确定这出戏歌颂荀灌娘为民除害，为国分忧，在大敌当前毅然突围搬兵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而体现少年有为的主题。在编写中间，李耕涛多次和创作人员一起通宵达旦地讨论提纲、结构、故事，他常以创作集体中普通一员的身份就某个细节、某段唱词展开争论。那时正处于“大跃进”的形势下，李耕涛的政府工作相当繁忙，晚上回到家还经常为剧本的写作夜不成眠。有时半夜突然想起一个细节或几句自认为理想的唱词，他会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到梆子剧院，从家属宿舍把创作组成员找来，一起推敲，往往直到晨曦微露。

经过集思广益的《荀灌娘》，终于在1958年7月1日的天津市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7周年文艺晚会上露演。这出戏上演后虽然听到不少的赞扬声，李耕涛的态度却很冷静。他对编导人员说，群众欢迎，是人家看演员们小，不容易，如果严格要求的话，我们的戏还存在不少问题，立到舞台上才看得更清楚。他要求剧团同志多方面征求意见，然后集中归纳，再从头至尾改一次。按照这个思路，《荀灌娘》，又重新加工了8个月。重排后的这出戏，文武并重，在“突围脱险”、“大败杜曾”等场，大胆借用了杂技里的轴棍功、体操里的360度转体，甚至在武打场面还借鉴了波兰杂技团的踏板出场。剧中尝试了多声部合唱、伴唱、轮唱，舞台上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灯光、布景技术。这些表演技巧和舞台技术，在今天看来可以说微不足道，然而在50年前的戏曲舞台上，确实是罕见的。在浸透着李耕涛心血的新戏《荀灌娘》里，体现出他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喜新求变的艺术观。后来，这出新戏成为小百花剧团的代表性剧目，并造成小百花剧团乃至河北梆子剧种的黄金时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这出戏给予了肯定，成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全国影响广泛的名剧之一。1959年10月，小百花剧团奉调进京，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首都各大报刊发表了多篇名人文章，对小百花剧团和新戏《荀灌娘》大加褒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进京献礼演出总结大会上，表扬天津“培养出个‘小百花’，解决了河北梆子后继乏人的问题。天津市委做了一件大好事，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有实无名的团长
 
1960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为了鼓舞人民群众战胜困难，安排好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天津市委在北戴河召集的书记处会议上，确定市里负责人分别联系一个剧团，以便把天津的戏剧事业搞得更热火朝天。会上确定小百花剧团仍由书记处书记、市长李耕涛负责。
 
李耕涛在指导小百花剧团工作的日子里，正如他经常对剧团干部要求的那样，不抓则罢，要抓就必须抓紧、抓实，抓出个名堂来。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凡关系“小百花”命运的大事，他事事过问，甚至亲自跑到食堂去看看学员们的饭菜有没有滋味，能不能吃饱。难怪李先念副总理称他是小百花剧团有实无名的团长呢!

1959年，李耕涛在“小百花”全体大会上说:“孔夫子三千大弟子，出了七十二大贤人。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比孔夫子高明，河北梆子剧院五百名弟子，能不能出七十二贤人?将来分配到各地的梆子团，来个桃李满天下。”他所谓的贤人，是上台能演戏，下台会写文章，每个演员都要成为“一懂(懂音乐)四会(会唱、念、做、打)”的全面人才。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他主张“把全市喜爱戏剧的、有些特长的、有经验的、有学识的老先生吸收进来，聘请他们做教授”；“成立导演组，灯光组，还应有人研究台步、水袖、扇子、手势”。除了艺术教学外，他还把几位文化修养精深的老者请到剧团来，担任文化教员，给学生们讲授文学、历史。他要求梆子剧院“做出10年规划，其中把提高文化水平一项具体地做出来。10年以内，小百花的演员有些人一定要达到大学水平。”他主张选送一部分学员到大学里去深造，几年后成为精通范文澜《中国通史》、有一定社会知识、擅长琴棋书画的艺术家。按照李耕涛的意见，每间学员宿舍都配备有二胡、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请来老师教乐器、讲乐理、教发声；给每位学员发大仿本和笔墨，由文化教员督促练大字；《唐诗三百首》人手一册，还多次举办全团背诗比赛；他鼓励学员们写日记，写看戏心得体会，号召有阅读能力的学员读《红楼梦》，他说，这部书写了100多个女子，一个人一种性格，看一看对演好人物有帮助。

李耕涛鼓励成名成家和个人奋斗。他说:“出名有什么不好?梅兰芳19岁就出了名，你们能不能在25岁之前出名?”他还说:“过去京剧有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今天我们就不能出梆子四大名演员吗?”当年有人向他反映个别演员只专不红，是个人主义思想作怪。李耕涛不以为然。他说:“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能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是贡献，不是个人主义。演员不钻研业务，到剧团里来干什么?我们要鼓励刻苦上进的人，不能鼓励混日子的人。”还有一次，他对负责共青团工作的行政干部说:“我们不能搞空头政治。剧团是培养艺术家的地方，不是培养政治家的地方。要当政治家，去上马列学院。”李耕涛多次对剧院的编导人员说:“一个剧团总得有几个在社会上叫得响的演员，没有尖子演员，剧团产生不了号召力。有了尖子演员，还得有人在报纸上、电台里给他们做宣传，许多名演员要是当初没人捧，他们红不了。”他希望剧团里搞写作的人要为名演员服务，为他们编戏、写文章，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

 李耕涛一向重视通过艺术实践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同时，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保护人才，这种实例举不胜举。1959年小百花剧团到北京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有关部门对演出人员进行政审时，发现有两位演员家庭出身不合格，提出换人要求。正在天津驻北京办事处的李耕涛听了汇报后，生气地对文化局负责人说:“出身好坏是他们爹妈的事，怎么能把账记到孩子的账上?我可以拿脑袋给他们担保，我就不相信这些孩子会飞到台湾去!”1960年小百花剧团接受出国演出任务，有关部门政审出国人员名单时，提出党团员太少。李耕涛听说是因为某些演员家庭出身不好或亲属有历史问题而不能发展，便对剧院总支书记说:“孩子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不要让他们年轻轻的就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他在筹备出国演出动员大会上说:“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出身不好的同志，只要听党的话，安心演好戏，组织上是绝不歧视任何人的。”他要求党团组织尽快发展一批党团员，争取达到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八十。

梆子剧院副院长兼小百花剧团副团长韩俊卿，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为创建天津小百花剧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她1953年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从归国后就提出入党的申请，因为她在旧社会从艺期间的某些问题而一直未被批准。李耕涛为她入党的问题，上上下下做了不少的工作，他说，对旧社会过来的艺人，不能要求历史多么清白，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为了生存做点违心的事也是被逼无奈。解放以来，韩大姐对党的感情是真诚的，她迫切要求入党，怎么可以抓住这一点儿历史问题不放呢?剧院党总支负责人告诉李市长，有些党员和群众对韩俊卿有意见，说她是假积极。李耕涛说，韩大姐要求入党迫切了些，工作没少干，难免得罪人，她确实不容易。我们应当保护这面旗帜，有了成绩记到她的名下，群众有了意见我们揽下来。尽管如此，直到1959年春天韩俊卿入党问题还没有解决，障碍依旧是她的历史问题。李耕涛听了汇报后，想了想说:“你们不发展，那就由我和亢之同志（市委文教书记)做介绍人，拿到市委去发展。”后经李耕涛、王亢之、方纪、黎砂等市、局领导耐心作工作，韩俊卿的入党问题终于在1959年3月中旬的支部大会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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