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代禁止女子学戏，更不允许女子登台演出，因此京剧女演员出现得较晚。随着时代变化，首先在上海打破禁忌：“京剧女班亦称‘坤班’，最早产生在上海，当时人称‘京班髦儿戏’。”[1]但是女演员在北京被视为是“海派”哗众取宠的一种手段，北京的京剧女演员直到1921年才出现。与北京、上海不一样，女演员在天津出现得很早，很受天津观众的欢迎：“从所存清末、民初的数百张戏单考知，1902年，聚兴茶园的双盛和班，1904年万福茶园的会元班，1911年天仙茶园的吉升班，1913年东天仙茶园的鸿庆班，以及民国初年的四喜班、东凤班，等等，都是男女合演的班社。” [2]但是对于京剧女演员一般评价不高，其中有传统观念作用，也有女演员艺术上造诣不深等原因。不过，从1920年代开始，京剧女演员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北方重要的娱乐性报纸《北洋画报》的出现，着力塑造“典雅”的“坤伶”形象，对于推动京剧女演员形象，使其在平津地区更为广泛接受做出相当的贡献，其传播策略与方法值得注意。

1926年7月7日，《北洋画报》创刊，1937年7月29日停刊，先后出版32卷，共1587期。在它1587期里，共有照片二万多张，其中有关京剧的照片就达3480张左右，如果加上相关消息与戏评总共可以达到4300多条，远远超过电影的2300多条，是娱乐类报道与图片里占据篇幅中最多的。从1928年2月29日起特意开辟“戏剧专刊”，每周六出版，以照片为主，刊登5到8幅；文字方面主要介绍平津剧讯、国内外戏剧、名伶近况、戏剧剧本批评等，共出版422期。在这些报道与图片里，京剧女演员即所谓的“坤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于“坤伶”认识与评价，既是其文化理念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对“坤伶”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改变“坤伶”态度的努力
1920年代中期，京剧的表演场地已由茶园慢慢向专门的戏院转变。在1920年代在天津已有大大小小的戏院40家，例如有北洋戏院、明星大戏院、春和大戏院、天升舞台等。这些戏院的出现，改变了茶园杂乱的环境，再加上电灯等照明设备的使用，使原本“听戏”为主变成以“看戏”为目的。原来饮食、交际为主的茶园变成娱乐至上的戏院。这些变化使京剧由原来唱作欣赏变成整体性的审美鉴赏，也因此促进了扮相美丽的“坤伶”的出现。同时，由于社会风尚改变，舞台新技术引入与京剧自身的变革，在这些背景下“坤伶”在各个城市受观众欢迎也就水到渠成。

虽然“坤伶”受到市场的热捧，但社会舆论与剧评家们对其评价一直不高。剧评者认为女演员们受欢迎主要是因为：“盖老板喜其包银稍廉，观客亦喜其售价不贵。”[3]“ 坤伶”们演出虽增多但整体报酬却偏低，反映的是社会还不承认她们的艺术表演。在京派剧评家看来，“坤伶”是迎合低级趣味的一种表现，为了表明自身“雅洁”与品味“高尚”，他们甚至连了解都不愿意：“可是现在真正有名的批评家，对于坤伶是很少的接近，甚至以为她们是决无可以寓目的价值，而绝足于坤剧场！”[4]而与此相反，有些剧评家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曾办过《天风报》的沙大风，在天津《商报》副刊‘游艺场’上，连续撰写‘孟话’，专门评论孟小冬的剧艺、记述孟小冬的生活起居，文中谑称孟小冬为‘冬皇’，意为须生之皇，足见孟当时名声响亮，技艺超群。” [5]但这样过于吹捧其实并不利于观众正确接受“坤伶”，也不是对待艺术的正常心态。

《北洋画报》对待“坤伶”尽量避免“骂杀”和“捧杀”，它不避讳对“坤伶”的各种报道，但更注意对“捧角”的制止。王小隐特别注意到“捧角”对于京剧的不良影响，曾引用梁巨川的话说：“勿以评剧捧角为小事也。真足以毁人才，坏风俗。” [6]在戏剧专刊征稿时也特别要求：“戏剧专刊欢迎文稿，但捧角文字，请勿见投。”由此逐渐形成编辑的一致共识，同时产生较强的约束力。像沙大风虽然十分推崇孟小冬，但在他任《戏剧专刊》主编的时却基本没有登载过誉其词的报道与剧评。对待编辑群体喜欢的女演员，《北洋画报》也尽量做到公平。像章遏云，她籍贯广东，还会唱粤剧，老乡冯武越自然会对其多有关照。但他采访章遏云后却在报道说：“国人对伶人一业，至今无适当之观念，吾侪今日之访遏云，固觉与访问其他当代要人无殊，盖其职则然也。” [7]即使有所偏爱，冯武越还是尽到一个记者的责任，并不大肆吹捧，平淡的说“女伶”只是现代女性职业之一种。王小隐的戏评则公开以《捧章遏云》为名，但行文颇为节制：“章遏云出演未久，遽致盛名，其才艺自有大过人者，古谓实至名归，又谓名不虚立，不关乎捧不捧也。”“遏云之声容，执涂人而问之无异词，其盛名殆非倖致矣”。充分肯定了章遏云在艺术上的修养，但同时又非常担心她的演艺生涯。民国时期“坤伶”面临的社会环境还很恶劣，外界舆论压力与年老色衰都容易造成观众的流失。出于珍视女演员的艺术生命，王小隐说：“遏云终不能以歌舞老，而其剧弥足珍惜，亦何下于陈德霖，龚云甫之看一回少一回。”珍惜归珍惜，王小隐对于过度的“捧”却很清醒：“吾之所能捧者，如是如是，亦尚无尊为教主，进封亲王，加号仙子之种种怪事而已。” [8]其态度较为公允而充满爱护，是天津一些小报所无法企及的。

在艺术剧评上对“坤伶”有更多的同情，而《北洋画报》更是努力改变社会上对“坤伶”的偏见，以期尽量提高“坤伶”的社会地位。例如对社会上将“坤伶”与“倡优”并提，《北洋画报》就觉不当，因此有剧评就说：“现围一班艺员艺女们，确乎业已超出了古时‘倡’的范，以上（注：当为‘范围之上’），而以‘卖艺不卖身’为口号，虽然势迫利诱，仍有时不免，但是业已根本打破了‘非人的待遇’有则真剧界之重要纪录也。” [9]1920年代前，“坤伶”地位还是常被与妓女等同。这在许多画报的封面就可以看出，像上海或者天津的一些画报喜欢将“坤伶”照片与妓女照片同登在封面，而且从不加以说明，读者也无从分辨。社会整体环境与舆论氛围就是如此，即使洁身自爱的女演员也无可奈何。《北洋画报》声明封面只登大家闺秀等有正当职业的女性照片，绝对不登妓女照片，偶有误登也马上登报道歉。这无形中提高了“坤伶”的社会地位与评价。

《北洋画报》从报道与剧评上努力引导社会认识，转变社会普遍看法，虽然能量有限，却有助于社会舆论形成对待女演员的正确态度。有些编辑还从“五四”那里借取到精神资源，利用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肯定“坤伶”的社会作用。王小隐吸收了“五四”对于戏剧的一些批评：“坤伶之青衣花衫，形式上已较男伶为自然，果加琢磨亦自无害其为可观。” [10]所谓“形式上自然”就是应对新文化人们批评京剧“男扮女装”这个论点，从而肯定“坤伶”存在的合理性。编辑里也有人注意到这点：“以女娘身，状女娘事，一样芳心，众多妙相，自能体贴入微，毫颠独到。比之貌为妇人之美郎，天然合胜，惟泰半萎靡，音每纤细。” [11]《北洋画报》的宣传在1930年代对“坤伶”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从报道里也可略见其力量：“我对于坤伶，是历来不大欢迎的。问我是什么原故，我个人也莫名其妙。但自从看了陆素娟的‘霸王别姬’后却就不然了。因为我觉得她的色艺双全，使人颠倒，才知道过去对女伶轻视的态度是自己错了。” [12]

二、文字报道与诗词唱和中的“坤伶”形象
《北洋画报》能较客观、公正地看待“坤伶”，除了剧评上的努力外，在文字方面还努力塑造“坤伶”“贤士大夫”形象。像署名“非我”的《送章遏云赴津序》，在夸她漂亮时，还重点希望她能向“雅”化发展：“鲜刘（指艺名为鲜灵芝和刘喜奎，均为当时著名女伶——作者注）诸伶纯以艺胜，求其风雅俯雋尚，足与文人学士相沆瀣，殆无一焉，然则又安所谓贤士大夫化者。章遏云现身未久，专心艺学，自署女士，羞伍哙等，固是力争上流⋯⋯但为贤士大夫化，而不为江湖市井化也，遏云勉之。” [13]许多文字里均表露出其对“坤伶”身份的期待。像有评论说孟小冬台上以演老生出名，在台下也颇有男子气概：“小冬以女子身扮须眉男子，不独粉墨登场神态老当，即台下处世接物亦均落落大方，豪爽之气，溢于眉宇，使人几不敢信其为易钗而弁者。” [14]说落落大方，可能还不尽显现男性一面，有时衣着男装会取得“惊艳”的效果：“小冬此番出入，均作男装，不敷脂粉，落落大方，人皆赞美。” [15]甚至有时会故意改变演员的出身，直接附和其为“女学生”。《北洋画报》曾刊登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新闻：“谓章遏云浙人，曾肄业于前门内西交民巷之京兆第一女子中学，喜习剧，被校中革除，遂从人习之益专。” [16]其编造的意图太过于明显，以至于作者都不太好意思署“正史”，而用“别记”草草代替。但其中信息颇耐人寻味——“坤伶”的出身在由底层身份①向“女学生”转变，这种想像的背后是《北洋画报》诸人心里潜藏“雅化”的强烈愿望。

除了这些报道与评论外，《北洋画报》还喜欢登载许多诗词歌赋，以“雅化”京剧演员。如逊庐的《赠艳云》：“婉转珠吭阆苑莺，回波妙舞五铢轻，萍同飘泊梅同瘦，藕逊聪明蕙逊清，细楷簪花摹少保，漫言问字到鲰生。江湖载酒风情减，搜尽枯肠总负卿。” [17]有各种排比与典故，虽然未能描绘出整体的“坤伶”形象，但毕竟使读者引起相关的联想。到1930年代，这种诗词之风在画报上丝毫不减。像“左右”写给刘又萱的：“霓羽蹁跹映玉颜，清歌一奏绝尘寰。登坛道貌欺公瑾，宿店精神注阿瞒。急管繁弦变调叶，庸脂俗粉一齐删。尚余文采风流在，遮莫家声继令娴。” [18]

显然，诗词作为一种唱和的工具，除了自浇块垒之外，对女演员们也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北洋画报》载文人与“坤伶”的交往，有时就是托其以诗词“唱和”为名掩盖“捧角”之实：“杨云史先生，文釆风流，夙负重望。（其诗词屡见本报，传诵一时）⋯⋯先生颇多质询，艳云答语，莺声历历，旋乞先生为画相，并索诗，先生欣咸欣诺。⋯⋯先生于三姝去后，向侍者索楮墨，即席赋诗三章，以赠艳云。” [19]文人想像在唱和中“风流雅韵”，还获得“坤伶”索诗的配合，掩盖了“坤伶”“陪酒”的事实。两者在互动里各取所需，这些文人们获得“高雅”的想像性满足，而“坤伶”们则获得提高身份的“资本”，即使她们并不真懂诗词里的含义。《北洋画报》赠给章遏云的诗词最多，后来还结集出版为《遏云集》。据说：“海内唱和者近百人。”最后还将原稿全部铸成锌版。诗词唱和与“坤伶”索诗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其背后是各自的文化想像和需求。

除诗词唱和外，京剧演员的书画创作也是常符合于传统文人想像中的“高雅”与“风流”。在《北洋画报》上登出的书画并不限于文人赠予演员，也给众多演员提供了发表平台，女演员的创作也经常出现。虽然书画跟文人诗词功能上有点相似。不过署名“尺园旧主”的作者总结说：“迨国体改革，提倡各界平等，梨园行同人，始一伸多年不平之气，俨然与社会人士，立在一条水平线上。⋯⋯昔时之伶人，为图一般大老官器重计，或习书画，或研究诗文，以托风雅，反正以来，此
同稍杀。近来复又勃兴起，所有伶人，无论男女，欲要成名，于其歌唱之外，尤须工书善绘，潮流所趋，大有非此不能走红之势。一般伶人，皆于研究戏剧之暇，以书画作消遣，此为一种高尚娱乐，比较狂嫖滥赌，丧失名誉，则强多矣。⋯⋯至于坤伶，雪艳琴能绘花卉，新艳秋能绘竹兰，陶默厂能绘翎毛，梁韻秋能绘虫鱼，尤为难能可贵也。” [20]艺人学习书画可能缘于想提高自身地位的需要，但不能否认有些也是缘于提高自我修养的需要，或者也有可能是单纯地丰富自我的娱乐与兴趣。《北洋画报》提供了发表的空间，其实也间接地在迫使女演员们提高自身文化修养。

三、有效的舆论引导与“四大名旦”的宣传
为了使“坤伶”更为社会所接受，推高演员名气，《北洋画报》着力运用其影响，在舆论上充分地引导。像在剧评里主要内容尽量渲染“坤伶”们具有较高的品德，塑造她们“高雅”的性格与形象。如评价小兰春：“平日束身自爱，端丽安详，无伶人习气。” [21]对较著名的“坤伶”则有意渲染，如《雪艳琴小传》：“艳琴堂上有母，比肩兄弟姊妹亦多，事亲能孝，即骨肉间，更无闲言，足见天性过人。居常寡言笑，好静坐，接物待人，和霭可亲，从无骄傲气，故同行人咸称道之。” [22]尽孝道是一面，往往还会夸她：“歌喉清朗，做派大方，貌秀丽，端庄如大家闺秀。” [23]舆论评价往往会影响读者，而“高雅”的形象也因此而树立。

在这些传播策略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北洋画报》在1930年举办的“选举”，即推出所谓的四大“名旦”。1930年6月《北洋画报》发起“四大坤伶”的选举活动。对于报纸选举京剧演员，或者推崇演员，其实并不始于《北洋画报》历史悠
久。冯武越等人在北京时肯定曾多次目睹诸如1917年北京《顺天时报》选四大名旦；或者1930年北平《新北京报》举办的伶界选举，甚至在天津也有《商报》举办选男伶丑角四大皇帝的活动[24]。“选举”活动纷起，再加上正好遇上《北洋画报》戏剧专刊百期，于是它也趁此机会举办了“坤伶”选举，其目的自称是：

平津报界久有女伶四大名旦（章遏云、雪艳琴、胡碧兰、马艳云）之选，惟不过一时流行，初未经正式公选，且近年女伶勃兴人才辈出，亦难使已成名者故步自封，后进者向隅兴叹，故本报乘剧刊百期纪念之机会，行女伶四大皇后之公意选
举，一以觇顾曲者之谁归，一以励女伶界艺术之进步。

为此，《北洋画报》还制定了很详细的“选举”规则：

（一）被选人以现在舞台执业者为合格。（二）本选举取不记名投票制，选举人将所选之女伶四人名书于票上，寄至本报社。至截止期由本报社将得票最多之四人，定为“由公意选出之女伶四大皇后”。（三）中选之女伶四大皇后，由本社各赠银盾一面，以资记念。（四）选票附印本文后方（下期移至外骑缝），请剪下填明寄来，另纸无效。（五）选举期限以一月为度，自本期起始，六月三日截止收票，七日揭晓结果。[25]

在《北洋画报》这种“公平”规则强调下，天津的各界爱好京剧的人士都被吸引过来。由于选票是附于报纸之上，画报也可以通过读者购买而促进销量。在投票与“选举”过程里，《北洋画报》渐渐尝到操纵舆论的甜头。原本投票截止日期是
六月三日，后来延宕了一次：“女伶皇后选举，应读者要求展延半月，改六月廿一日发表，并自下期起，按期陆续发表票数，希读者注意。” [26]随后，还将每日各个女演员所得票数一一公布：“本报为记念戏剧专刊百期而举行之女伶四后选举，连日接到投票，异常踊跃，为提起阅者兴趣起见，自本期起，陆续发表，藉示公开。” [27]实际上这种做法是相当不公平也不符合选举的原则，但是却使各个读者如倒计时般越来越关心结果，越来越投入到“选举”中去，结果使报纸获得大卖。从《北洋画报》公布的票数来看，延宕的两周内投票数量大增，超过刚开始一个月内的票数。最后两天的票数更是离奇地每人增加了约一倍之多。章遏云回忆当时《北洋画报》选举引起了全城轰动：“有时候某人多了几千票，一下子名次就升了上去，有时候某人被挤出了前四名，眼看就要失去‘后座’自然也是很紧张的，因此那时候的北洋画报销路特别的好，开票日期延后了两次，那也是他们为了报纸的销路着想，但却把那么多位的坤伶们和捧场客都忙怀了，更害苦了。” [28]虽然不能说一定有操纵之嫌，但从每次公布的票数，每位“坤伶”的位置都会略有起伏，引发的戏剧性效果确实较为明显。虽然画报并没有强调必须是“旦角”的“坤伶”才能入选，但它始终强调的视觉效应，使只有扮演“旦角”的女演员被大肆推崇，而像孟小冬这样扮相、唱工均不错的演员，却因“须生”而难入前四名。《北洋画报》也觉得遗憾，只好略加安慰：“女伶演生净丑难，女伶之生净丑皆未能入选，终觉为憾事之一。以生而应后选者，在前十名中，仅有杨菊秋一人，菊秋虽不中，亦可自豪矣。” [29]

虽然方向上被《北洋画报》所引导，但选举同样出现了一些意外。《北洋画报》不断力推的章遏云②一路领先，在第八次披露票数时突然被孟丽君超过，公布结果时居然落到末位，与第一名相差6403票。是否有“黑幕”实在难说，但也显示了《北洋画报》的趣味并非是天津读者全部接受。他们喜欢胡碧兰自有其原因，首先她长期生活在天津，拥有更多的观众群体。更重要的是胡碧兰虽然扮相不如章遏云，但唱作却是被人评价较高。《十日剧谈》对章遏云的唱作评价极低：“据我个人眼光看来，连个‘佳’字都谈不到，⋯⋯至于唱工，学程砚秋，因为程之唱，实限于天赋，章嗓似极好，可惜专学砚秋之鬼音一味走低，至后座听不清楚。章遏云之最佳处，即为其扮相清秀，身段苗条，上起台来，可称得起‘佳人’两字。” [301]章遏云在天津如果唱不好，观众也丝毫不给“面子”：“演未及半，而座客纷纷散去。以为遏云之技虽未能上媲梅荀，而起堂开闸，尚不至于此。”记者只好替她解释说：“盖戏本之恶，有以累之也。” [31]《北洋画报》喜欢章遏云因其粤人身份与出身清白，再加同编辑关系密切，形象比起其他“坤伶”来更符合画报对现代女子的想像与要求。而胡碧兰脸较扁平，单薄嘴唇、修长细眼，长相较传统，所以较难得到画报的喜欢。对于“坤伶”选举，《北洋画报》最后是这么总结的：

四大女伶皇后，至是乃得定选。至于四人票数之多寡，非即足为四后次第之标准，盖四后各有所长，断不能按票数遽分高下，本报既选四后。则四后皆为皇后之一。固无东宫西宫之别也。以言四后之特点：则胡后之工于青衣，举世女伶，无出其右者。孟后则文武男女不挡，武功尤娴熟，男伶之不能望其项背者比比。黄（雪后尊姓黄氏）后之唱，声如裂帛，天赋歌喉，如莺出谷。章后则蜚声歌台，非复一日，于能唱能做之外，尤擅交际。各有其不可抹灭之价值，诚不能有所轩轾，若必次列为第一第二，则只仍可付诸真正之民意，俟诸异日。[32]

仔细一读就可以发现，对于其他三位的特点均在唱作之内，有所强调，虽说也肯定章遏云的唱作，但却点出她“交际”特别厉害，这对于艺人来说其实高低之别，略可体会。从这点上看，《北洋画报》也多少向传统京剧的欣赏习惯作了妥协。

《北洋画报》从文字、炒作等方面入手，塑造了“端庄”、“典雅”、“有知识”的“坤伶”形象。它所树立的扮相端庄，学识丰富、品行检点、无伶人习气等“坤伶”标准都为观众所接受和附和。画报制定的标准有利于促进女演员洁身自爱，加强文化修养，提高文化品味的作用；同时也有借此改变读者审美看法，提高读者审美品味的作用。当然，读者本身也具有强大的传统京剧品味，反过来逼使画报尊重并遵从这种力量。画报与读者的互动促使了“坤伶”被更多的接受与传播。而在这过程里，《北洋画报》也作为一种媒体力量，引导京剧从一个贵族式娱乐向城市中上层娱乐产业转变，使其在北方城市娱乐市场里始终占据着相当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洋画报》的宣传与报道在其中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章遏云确实曾在天津求学过，但仅一年就投身于王庚生家学戏，《北洋画报》推崇她，一方面因她的艺术；另一方面因其家世清白，即便只读过一年书，也算是女学生中的一员，但这不能掩盖她出身贫寒的事实。
②从《北洋画报》的报道信息力度就可以知道它在力推章遏云。章遏云自1927年登报，直到1937年还不断的报道她的消息，照片与文字消息达117条，（仅索引而言，不包括诗词）。雪艳琴36条，新艳秋51条，胡碧兰42条，孟小冬23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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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四大“女伶皇后”选举[N].北洋画报，第467期，1930-5-3.
[26]北洋画报，第480期，1930-6-3.
[27]后票批露（一）.北洋画报，第481期，1930-6- 5.
[28]章遏云.章遏云自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9.
[29]记者.女伶皇后大选之后[N].北洋画报，第488期，1930-6-21.
[30]柳叶.谈章遏云[J].十日戏剧，1939（15）.
[31]仲燕.章遏云为新戏所累[N].北洋画报，第279期，1929-2-7.
[32]记者.女伶皇后大选之后[N].北洋画报，第488期，1930-6-21.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