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两方面实在是又统一又矛盾。体现在阿Q身上，则是既有可爱、可怜的一面（如能劳动、想造反，但又受迫害），又有可笑可讥的一面（如“精神胜利法”）。

鲁迅曾明确谈过写这篇作品的主旨，那就是“画出国民的灵魂来”。揭露当时我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以便“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改变国家命运。这条红线可以说贯穿着鲁迅先生的一生中全部著作，而《阿Q正传》更是其中突出的一部。我认为鲁迅在这部作品中，重点并不在于描绘阿Q的不幸，而着重在于描绘他在“不幸”中的“不争”，着重刻划他的“精神胜利法”，即鲁迅多次在杂文中揭露和讽刺过的“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论睁了眼看》）

最近演出的《阿Q正传》，恐都更加着力于他的“不幸”，而“不争”的一面似乎有所冲淡。比如，阿Q因为姓赵而被赵太爷打耳光，因为避讳而被别人碰头等情节，固然是原作固有的，但在舞台演出中，显然过分强调，阿Q被猛打三个耳光，然后被揪住辫子往石头台阶上碰头，以至阿Q许久站不起来，这就对阿Q的痛苦遭遇过分渲染，以至当阿Q骂一句“儿子打老子”时，不但不使人觉得可笑，反而觉得十分令人同情。

在鲁迅的原作中，阿Q自打耳光是因为在赌博时和人打架而钱被偷，为了泄愤，自打嘴巴，居然就象打了别人一样而“立刻转败为胜了”，这是“精神胜利法”的登峰造极之举。而话剧改成了因他向吴妈求爱失败而自怨不该想女人，自打耳光。这就成了严肃的自责，只能使人觉得格外值得同情，没有一点可笑的因素，与原作大异其趣了。后来，悲剧发展下去，直至最后陈尸舞台，“不幸”已完全压倒了“不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台词：“阿Q并没有断子绝孙……而是子孙绵延，至今不绝”，恐怕只能使观众想到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悲剧并没有结束，还会有很多人受苦，或这样的反抗斗争是不会停止的，一定还会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不是与原作的意图有所游离而其针砭作用就大为削弱了吗？

由此可见，怎样正确处理“不幸”与“不争”的关系，实为改编和演出中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