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林·彼林是保加利亚的小说家。我很喜欢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大都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淡淡的，然而有着深沉的悲愤和爽朗的幽默感。他有一篇《得心应手的打猎》，写的是：三个打兔子的人，打了一天，毫无所获，疲惫不堪，聚会在一家小酒店里发牢骚、诉苦。来了一个他们一伙打猎的第四个人，叫做黄胡子，他举起一只大兔子在空中挥动着。接着，黄胡子就详详细细讲起他打到这只兔子的经过。正讲得起劲，从路旁灌木丛里钻出了一个衣衫槛褛，肩上背着一支老式步枪的庄稼汉来。他手里挥着一只兔子对黄胡子喊道：“喂，先生，买去吧，连这一只也买下吧！比那一只还便宜些。你给五十个列瓦，这是最后的买卖啦！”

这篇小说和高英培所说的相声《钓鱼》何其相似乃尔！——据说《钓鱼》原是郭启儒说的单口相声，但现在人们听熟了的是高英培的那一段。由此，我想起了许多事。

《钓鱼》我以为是这几年出现的相声里格调最高的一段。它对社会上那么一种人，爱吹牛的人，讽刺得那样尖刻，但又并不严厉，或者可以说颇有温情。——爱吹牛的不是坏人，他也不害人。它不是穷逗，而有很隽永的幽默，而且很有生活气息。“二他妈，给我烙两张糖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说实在话，我觉得其刻划入微之处，较之《得心应手的打猎》还更胜一筹。可是，为什么埃林·彼林的作品算是文学，《钓鱼》就不算是文学呢？看来，雅、俗、高、低之别，在人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

为什么没有人写出象《钓鱼》这样十分有趣的小说呢？看来文学作家还有直接为政治服务、写重大题材这样的框框。中国文学需要幽默，不论是黑色的还是别种颜色的。

埃林·彼林和高英培这种不谋而合的相似，是世界文学中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今年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这是值得庆幸的事，这弥补了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我希望有象钱钟书、杨宪益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更盼望有熟悉书本文学也熟悉活着的文艺，如戏曲、曲艺的同志参加比较文学的研究。我希望戏曲、曲艺界有人来钻研外国的文学。中国的戏曲、曲艺，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外国文学，特别是现代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建议高英培同志读一读埃林·比林的这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