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剩女，找不到男朋友，被雷劈了，然后就穿越到古代成了白娘子，只有找到夫君才能回到现代。这部话剧包含了杂耍、小丑、百戏等元素，观众无不笑得前仰后合，票房自然不差。

话剧需要面向市场，但若一味迎合观众口味，单纯把段子连缀起来，不讲求故事的完整性与逻辑性，那注定沦为单纯投资项目，丧失文化产业应有的责任感，行之不远。

西方戏剧1907年传入我国，海归洪深把“戏剧”翻译为“话剧”。数千年来，戏剧创作的第一目的几乎都不是为了赚钱。只有在高度商业化的美国，才有以营利为第一目的的百老汇。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说过：“商业戏剧并不强调艺术价值，不强调思考与交流，它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赚钱，至少在美国它是非常明确的。”比如，“百老汇”长演不衰的多为《猫》、《狮子王》等雅俗共赏的音乐剧。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话剧更像是“曲艺联欢”，语言搞笑，剧情荒诞。这些作品的出品方一般为民营剧团，为了生存不得已，提升观众的审美情趣对他们来说要求太高，迎合市场才是他们的拿手戏。

这说明了，有时候市场化是要损失艺术性的。但实践证明，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一般也具备了市场性，如果一味迎合市场，观众总有腻的时候，话剧最永恒的还是文化品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说过，GDP不是人艺追求的目标。他这么说是有底气的。

北京人艺虽然是北京市委宣传部下属的文艺团体，但代表了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平，近年来经过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活力四射。

改革之前北京人艺组织庞大，机构臃肿，用人机制陈旧，多年来票房差不多一直是每年1000多万元。2008年，北京人艺提出了“以机制改革为动力”，小步快走，2010年在小剧场制作人、战略合作、演员考核、舞美发展模式、经纪人、跨界创作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改革后，票房从2008年的1439万元、2009年的2767万元、2010年的3200万元，增长到去年的3227万元，反映出剧目市场化的初步成效。《大将军寇流兰》、《知己》、《窝头会馆》是北京人艺改革后推出的首批话剧。其中，《窝头会馆》上映前三轮的单场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茶馆》。

总结北京人艺话剧商业化的成功之处，大体有四。

第一，重视剧本。这不新鲜，但太阳底下也没有什么新鲜事。改革之前北京人艺就确定了将来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剧本建设，邀请了万方、中杰英、王俭、叶广芩、过士行、刘恒、孟冰、苏叔阳、邹静之、何冀平等10位著名作家写剧本。也不限于这些人，《我们的荆轲》编剧就是莫言。

第二，题材符合市场需求。这点北京人艺非常注重贴合群众口味，比如《窝头会馆》。北京历史文化悠久，北京人骨子里有着一种老北京情结。《窝头会馆》的作者是刘恒，剧中人物都是过去北平的小市民，这就得到了北京观众的认可。

第三，激励人才。改革前北京人艺演员的演出费很寒酸。濮存昕、何冰一场话剧的演出费只有800元，就算现在调高到1500元，可跟明星演员一集电视剧四五十万元的价格相比连零头都不够，但加钱这个举措本身就具有重视演员的激励意义。

除此之外，北京人艺还设立了“人艺北大方正文化基金”，北大方正每年拿出500万元，支持人艺赴外演出以及青年人的培养和激励机制。跟企业合作也体现了人艺的市场化意识。

其实，激励人才很多时候不是钱的事，荣誉、比较、口碑都能成为有效的激励手段。比如，人艺在首都剧场大厅设立了几个触摸屏，观众可以拿着票根选择最喜欢的演员，每场评出前5位，最高每场补助1000元，依次递减100元。钱不多，但演员很在乎谁被观众评出来了。

第四，市场化不是一味求新，复古也是创新。2008年起，“北京人艺经典剧目演出季”亮相，每年都搞，恢复了《家》、《原野》、《鸟人》、《李白》、《龙须沟》等剧目，颇受欢迎。这样做的意义是恢复了一种传统，恢复了一种精神。人艺的精神和传统都体现在老剧目里面，这种积淀能唤起观众的回忆，基于怀旧情结他们也会去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