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副业”

师父为了增加点收入，为我安排了一门“副业”。

当时豪门富户，不管娶亲或出丧，总要大大显赫一番。娶亲，要用最讲究的花红彩车或大轿；死了人要装敛上等的棺材。什么“杉木十三元”、“阴沉木”、“黄花松”、“金丝楠”……。还要讲究漆过多少道，颜色要用朱红、银灰，花纹要用什么描金的描银的“五蝠捧寿”、“玉女金童”；棺木外面还要罩起一幢红色或蓝色金花银花的大棺帏，顶端安上斗大的金顶或银顶；由三十六、七十二、以至一百单八人的“大杠”、“小杠”抬着。这些杠夫，全是身强力壮，又经过特殊训练，走起来步法整齐，或快或慢象踏着一支无声的乐谱，有旋律、有节奏，稳稳地、活泼地行进。由一个手执“响尺”的人，指挥着。杠夫一律是青衣、快靴、红缨帽，腰系大带，上身穿着“坎肩”式的“号衣”。

此外还要有若干“仪仗队”在前面分成两行沿街行进。如果娶亲，“仪仗队”穿红色号衣；若是出丧，就一律白色孝袍，手里还举一根树枝，用白纸条缠起，把一些白纸毛毛粘在上边，名叫“雪柳”。

这些“仪仗队”全是临时雇的，每次可以赚、六七大枚（即当二十文铜钱使用的大铜元）。

我的“副业”就是干这个。由于我的身体矮小，不论红衣或孝袍，穿起来全不合适，就只好用一些绳带系短。最苦的是那靴子，常常比我的脚大好多，行走起来，既沉重又不方便，往往是把两脚磨出水泡，弄得鲜血淋漓。

如果是丧事，到了坟地以后，久于“仪仗队”这行的人，早把“雪柳”一丢，脱下孝袍腋下一夹，回“杠房”领钱回家了。我初到北京，道路生疏，记不清杠房在什么地方，还舍不得丢开那根“雪柳”，于是就举着它在街上转来转去。有时夜深了还找不到家，只好在什么角落睡过一夜算了。

回来后，当然还要挨师父一顿臭骂，师娘一顿冷嘲热讽：“我没见过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废物！我们倒霉就倒在这‘蠹才’的身上了！”

想不到若干年后，我正在天津演出，师娘故世了，丧葬费无着，师父来找我，我送了三十元的“葬仪”。这恐怕当年她骂我是“蠢才”时，想不到的事罢。

我出师之后，有了一点小名声，不管是师父，师娘或师哥，就常常轮流到我这里来“借贷”。我绝不让他们“空手而归”。他们有时候还故意这样提醒几句：“若不是你师父‘夹板’你你师娘管教你......你那能有今天，那能成个‘角’啊！……你说一一‘小迷糊’！”

“对!”我只有笑笑回答说：“确实，亏得师父的‘夹板’；师娘的‘管教’，……我如今已圣不再是‘小迷糊’了！”

大概他们认为，这样称呼我学艺时的诨名，是表示一种“亲切”的关系罢？或者是提示我不要“忘本”。是的，直到今天，我也不敢忘了，我是怎样成为一个“角儿”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