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的腐朽制度下，戏曲演员也和劳动群众一样，受尽了剥削与压迫。他们之中有些人，热爱艺术，急公好义，对待钱财名利不是锱铢必较，也有颇可称道的道德观。

“宁可叫艺压钱，不叫钱压艺”

   戏曲自有史以来，演员就有一句自知之明的座右铭：“宁叫艺压钱，不叫钱压艺”。相应地还有一句戏谚：“自己应当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意思是自己的艺术，自己应有鉴定。
    何派花脸创始人何桂山(何九先生)，以望耄之年，搭入第一舞台演戏。开幕之日，例开双份。当时何桂山的戏份每场两元，双份即为四元。当他接到这个四元双份的红包时，坚决地壁回两元，声称：“我的能耐就值两元，今天挣了四元，明天到别的班社就不好唱了。”如此一再拒收，终于拿了两元，扬长而去。
    梆子演员张玉玺(即张家口的“狮子黑”)受聘来京演出，戏班人是李世芳的父亲李子健；鉴于北京文艺界人士特别欢迎张玉玺的艺术，情愿于七百元包银之外，另加一百。而张玉玺坚决不受，他严肃地说：“我们是替祖师爷传道，本领值多少就挣多少。宁叫人看着我值得多而想着我，不能叫人看着我不值而讥笑我。”后张而来的高文翰(艺名“说书红"，太原梆子名须生)．也因为观众烦演他的戏多而营业鼎盛。资方在他应得的六百元包银之外，也增五十。高文翰也和张玉玺一样，以“宁叫艺压钱，不叫钱压艺”的箴言而拒收。
    高庆奎、郝寿臣合作演出于北京华乐戏院，双挂头牌，由万子和成班，高庆奎每场戏份为一百元，郝寿臣为八十元。虽然高、郝合演的重头戏很多，但高庆奎常常演出独挑的大戏如《探母回令》、《哭秦庭》、《浔阳楼》、《重耳走国》等，戏幅长而工力苦。有人进言于高：以戏论酬，高应多郝一倍。高庆奎却从艺术观点上分析说：“寿臣演戏，不惜气力，戏虽小而消耗力亦大。我们俩协力合作，不能斤斤于各自演出的戏幅大小而戏份悬殊。宁可叫你们瞧我值得多，我绝不多取而叫钱压着我的能耐。”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戏曲演员“宁叫艺压钱，不叫钱压艺"的道德观，渗透于他们的美的心灵之内。

不为一己为大家

    许多资料，都记载着大老板程长庚的一件美德：他执掌三庆班时，有约在先，自己不单独应唱堂会。约程长庚必须约三庆全班，否则拒不演出。以致触恼了一位权贵，威胁地把他锁在尿桶旁边，他却宁辱不屈，传为佳话。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剧团也是这样，无论堂会演出或旅游演出，对重要配角必须全部约请，沿袭成例。而程砚秋又在不合理的资方剥削下，他容忍自己拿一月包银唱三十六天戏，而其他同行的同业，却要按日计酬，必须付足三十六天的包银。不但如此，他还为外埠的同业谋集体福利。一九四O年，他在上海演了一场堂会戏《武家坡》，自不取酬；而要求主办者给上海的贫苦同业每人作一套“里面三新”的棉袄棉裤，解决了三百多个贫苦同业的御寒冬衣问题。
    金派铜锤花脸创始人金秀山，与德珺瑶如(龙调小生)、韦久峰(奎派老生)是盟兄弟，他们和另外一个姓苏的，组织了“大台宫戏”的“四义班"(即托偶戏，名演员在幕内演唱，名曰“钻筒子")专应堂会。约定每台有金秀山一个戏码，另点金戏，加酬四两(当时金秀山已是炙手可热的铜锤名角，癖金唱者如疯似狂，故在例唱之外，再演另酬)。有一次，“四义班”在西城演出堂会，秀山循例唱后，本家又烦演《御果园》，另酬如例。晚间，又有人烦金再演一出，金则与德瑶如合演《飞虎山》，金演李克用，德演李存孝，意在四两酬金，分德二两。《飞虎山》演后，又烦金再演《牧虎关》，金则坚持演《忠孝全》。《忠孝全》原为金派代表作之一。烦金演者以为金报知音，演此杰作。殊不知《忠孝全》中，不但德瑶如可演秦纪龙，韦久峰亦可演秦洪。金意在于四两之酬，分与德、韦。统计金演三剧，应得十二两，而自己只得六两，德分四两，韦分二两。事虽微不足道，也可以看出演员是以什么样的道德标准，自受酬而兼酬同业了。
    杨派武生周瑞安，武打搭档为刘春利、周春庭、刘凤奎。每应外埠演出，连同容装科人员，为数八九。周瑞安在拿到包银之后，必买两枚金戒指戴在指上。有人笑他焕耀豪富，未能免俗。那知他是历尽坎坷，吃堑长智。原来他经历过外埠资方，在营业不佳或赢利较少的情况下，营业结束，避而不见，不送演员回京的苦头。他买的那两枚戒指，就是为了应付这种万一发生的意外，可以变卖，购买车票，以免同业落魄他乡。果然，有一次应聘赴济，即罹此变，多亏变卖了戒指，周瑞安把他那一行同业，安全地送回北京。不但同业感激，就是那些家属，也都称颂周瑞安能从集体利益出发，未雨绸缪，解危慰众。
    我给宋德珠组织“颖光社”剧团，每到上海演出，凡是堂会戏送给演出者的酬金，德珠总是把随他演出的演员及音乐科、容装科的人员，召集在一起，摊开支票，心明眼亮地请大家共同商议，如何分配。当时的武行管事是赵德勋，音乐科的管事是高文诚，容装科的管事是刘长海，他们各按包银的基数，公平合理地均分匀取，遇有零头，互相推让，心平气和。今天看来，这种办法，在顾全集体利益的前提下，多少还有些民主精神。

君以国土待我，我以国土报之

  一九四七年，梅兰芳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他的老搭档萧长华、姜妙香、刘连荣、王少亭、李春林、姚玉芙等，均应邀赴沪。萧老平生俭朴，寄寓九福里，每天中午，必到四马路一家面摊上吃阳春面，不辞辛劳。一期演毕，营业鼎盛，又续一期。就在续期之时，萧老不慎，跌于马路，罹疾不起，一满演出。梅先生每天到九福里，荐医问药，并将续期中萧老应得的一月包银，如数送到。萧老虽执意不收，而鉴于梅意之诚，只得从命。萧老生平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是利用旧时代历书上的书眉，在年、月、日的顶头，简单的写上几个字，以资记事。如：某年某月某日上面，写上“开、凤、÷”三个字，就标志着在开明戏院，演《风还巢》，戏份十元。这一天，他在历书年、月、日的顶头上，写了“愧受包银，国士报之”八个字，有人看了不解。直到四七年冬，萧老病愈回京，他把这一期应得的包银，都买了白面，于腊尾年终之际，发放给贫苦同业，以度春节。并郑重地说明：“这是梅兰芳先生送与同行的，我是受梅先生之托，代办此事。”受惠的同业，当然都铭感梅先生的盛谊。那知是萧老坚守“无功不受禄”之志，感梅先生“以国士待我”之诚，把梅先生强付与他的包银，替梅先生做了一场义举。萧老日记上的“愧受包银，国士报之”，终于得到了注脚。在这件事上，萧、梅二公相互影响的美德，也说明了戏曲演员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

愧无报于众情，非沽誉于众口

    北京演员到上海演出，起码一期(三十六天)，多者一续再续。两地同业，多日相处，亲如一家。营业结束后，主要演员，照例对“四执交场”，各有酬赠。“四执”是大衣箱、二衣箱、盔头箱、把子箱的主管人员，“交”是“交作伙计”，包括后台的“水锅”、“彩匣子”、“梳头桌”、“后场桌”和前台的“检场”、“案目”；“场"是全体场面人员(即乐队)。在这方面，梅、程、尚三公，都起了很好的模范作用。梅兰芳除厚赠“四执交场”外，即约角、送戏单、做广告的人员，也有酬谢。
    程砚秋的后期新剧，多在上海排演，对于新剧中的重要配角，如赵桐珊(即荚蓉草)、刘斌昆、苗胜春、盖三省等，他都要在演出结束后，踵门致谢，并赠厚仪。《锁麟囊》首排于黄金戏院，由赵桐珊饰演胡婆，刘斌昆饰演梅香。《女儿心》也首排于黄金戏院，由赵桐珊饰演江花右，苗胜春饰演安西王，刘斌昆、盖三省分饰瘸妇哑汉，程砚秋赠送的厚仪，几与他们每月所得的包银相等。而对于随他同去的京角，也都致酬寄意，希望他们给家里买回些上海土物，以慰久别之思。如此对待同业，可以说体贴入微，用心良苦。
    尚小云意气更豪。他在天津演出，一期虽为十二天，而在演期结束后，对于“四执交场”，照例致酬，不消说了。就是中国大戏院附近一带的警察，他也各有馈赠。所以尚小云在天津演临别纪念的最后一天，戏院外堆满了警察，不知者以为发生意外，那知每个警察都是满面春风，静候云中雨露。有人说：小云此举，未免过豪，迹近沽誉。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家为我演出，维持秩序，辛苦了十几天，我当以心比心，聊尽人情。”小云此语，正所谓“愧无报于众情，非沽誉于众口。"
    以上略谈了戏曲演员在经济上表现的道德观，还有许多，无庸缕述。这些表现，都是在旧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下相应产生的。今天看来，只能有些借鉴作用，绝不能旧梦重温。
    今天，在党领导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戏曲演员首先在政治地位上，得到空前未有的提高。在经济问题上也获得完善合理的保障。旧戏班那旬“不养老，不养小”的哀鸣，已绝声于耳际。有深厚艺术修养的演员虽年逾古稀，身已退休，犹能以顾问、指导诸名义，得到十足的生活费，尊为国宝，礼为专家。青年演员只要有尺寸进度，各个方面都得到应有的提高与发展。千万不要惑于过去演员“成千上万挣包银”的迷梦。那时候的腐朽社会，诱人堕落，流毒无涯。一度红极一时的演员，夭折于色情、赌博、嗜毒者有之；被害于军阀、政客、把头者有之；暮年体衰，不能演戏，哀哀告帮者有之；殁而待殓者有之；倒毙街头者有之；为了生计，勉强上台，积劳成疾者有之；暴死于后台者有之。这些沉痛的教训，应当发人深省。
    今天的演员，必须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除努力钻研戏曲艺术外，如何在经济问题上，树立新的道德观。既有利于才德兼茂的表演艺术家的成长，更有利于青春永驻的戏曲事业的发展，似乎是应当提到日程上来的一个重要课题。